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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少年的园林历史
史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直接关联
前言：专业史学科是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个概念。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家有意识地尝试进行史学范式转换。
专业史的出现，意味着历史的书写不再由传统的史家决定，而是由各自领域的学者策划。
在这种背景下，建筑史和园林史迅速兴起。本文着重介绍近百年来中国园林史的发展。
回顾中国园林史的建立、发展和日益跨学科、跨文化的方向，本文试图探索该学科的未来及其更多样的可能性。
苏州园林
一、介绍当中国园林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强调实地勘测、测绘的方法，为记录中国古典园林提供了重要帮助。但是，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中国园林研究中洋化的不彻底。二十世纪末，有人讨论中国园林传统与西化的矛盾。
例如，冯永康在《中国园林史的思念与归属》中简单概括了三波学术浪潮，堪称“1930年代至20世纪末的学术浪潮”。
它解释了西方技术，如正交绘图，1回首百年中国园林史的发展，二十世纪初开始的传统史学范式向“新史学”的范式转换，是创造近代“中国园林史”的关键。
首先，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改革者意识到儒家思想不再是“绝对的”，改朝史为国史，从观念和形式上对历史书写进行了改造。
这一趋势也促使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语言、方法、思维和史料进行反思。结果，在1930年代，北京大学出现了明确支持遵循西方汉学的新兴学者，就像保罗·佩里奥和伯恩哈德·卡尔格雷所做的那样。
然后，这些范式转变也有助于建立专门的历史。专门的历史应该由相应学科的专业学者而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来负责。
直接导致建筑师和风景园林师参与到园林史的书写中，对这一学科的创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赖德霖评论说，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许多学科史，如文学史、哲学史、建筑史等，都是专业史的产物。
此后，中国园林研究向实地考察和线状编年史两个方向发展，并逐渐走近跨文化、跨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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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回顾历史话语在中国园林中的形成过程，并重新思考这一学科的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综述，尤其是史学全球比较研究和中国园林。一方面，本文比较了1900年代以来中西方不同的史学态度；本节的文献重点介绍跨文化历史学家的工作，例如爱德华·王(EdwardWang)。
另一方面，重点关注193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和园林领域专业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如童军（童寂1900-1983）江南园林志，
二、中国史学的范式转变近一百年来，中国园林史一直是一个成熟的学术研究领域。艾莉森哈迪指出，园林史学科是中国人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个概念。
二十世纪上半叶，园林史在思想和方法层面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史学。意识形态维度指的是他们对民族主义关注的敏感性，而方法论维度则旨在使用科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
在方法论的标准上，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对传统的新认识。他们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史或军事史的历史规范，追求科学史的书写。
从20年代到1930年代，中国主要历史学家对历史证据提出了新的思考。
在他们眼里，儒家经典只是一种史料，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此外，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倡一种历史发展观；每个时代的历史证据的价值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这种历史证据的新价值被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称为“平等观”。“平等观点”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改变了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它扩大了历史证据的范围，而不仅仅是文本。
此外，中国史学的范式转变将传统的历史写作转变为新的历史，将历史学家的视角带入了人类的各种活动。
梁启超的“专业史”观点是指导学科史发展的早期思想，使具体学科由相关学者而不是历史学家负责。正如梁启超所说，建筑史应该由建筑师来开发，而不仅仅是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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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建筑学会与园林史1930年，新中国政府政治家朱启谦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建筑学会的民间学术组织。许多这些年轻的建筑师成为了该组织的成员。
建立体系结构有几种基本方法。一是改变传统习惯，结合原则贯彻落实。遵循常规理论，更注重工匠的实际操作。二是统一专业术语，图文并茂，系统地完成建筑词汇的准确整理。
第三，更新历史证据的范围，将建筑的文字记录与建筑本身相结合。我们不仅要对经典中出现的建筑进行现场勘测，还要收集建筑文献，如中国传统工笔画等记载。
第四，最后，运用现代新技术，如手绘、模型、电影、照片等。
在他们的出版物中，他们关注建筑物的物理环境。然后通常辅之以出版古建筑实地勘察报告。
当时的作品是梁思成等学者在中国文物大量流失、古建筑损毁严重的背景下创作的。这篇学术论文涵盖了实地考察、考据和西方建筑绘画技法。它继续影响着中国建筑史的话语。
夏铸九认为梁的报告属于典型的建筑学派学术论文，文体结构相似。夏将这些论文视为“国家建筑话语”，也极大地引起了该领域传统与现代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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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也被同为“中国建筑研究会”成员的刘敦祯、童军带入了中国园林史的研究。中国建筑学会元年，他们开始研究中国明代园林的重要著作《园冶》。
于是，刘敦祯等中国建筑学会会员开始将目光从传统建筑转向中国古典园林。
四、中国园林的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学科的重点不是传统的中国园林。
而童军在1930年代考察江南园林时，为这些园林拍了很多照片，也做过一些测量工作。但是，童也注意到园林平面图绘制方法的难点和局限性。
花园中元素的不确定性，包括植物、假山和小径，很难准确地绘画。除非在花园本身，否则很难描述这些花园的奇观。
同在《江南园林志》中提到田野调查的进展和他对园林研究的态度。
童军还阐述了他对中国园林史上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看法。他说，大多数中国园林方面的研究者，除了一些书籍，如赵之壁（约1771年）的《平山堂图志》和李斗的《扬州画室录》。
于是，佟氏开始了对战时江南地区古典园林的实地考察。这种方法主导了中国园林研究的主流，而编年作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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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勘察与分析
根据童军《江南园林志》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实地考察、测绘、摄影等新的研究方法是20世纪中国园林学科的趋势，虽然与传统的园林研究方法有许多相反之处。
自西方思想介入以来，传统研究方法与新研究方法之间的选择一直是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同俊之后，相关学者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开展了工作；两位是该领域的代表人物。
刘敦真的《苏州古典园林》和陈从周的《苏州园林》分别反映了两位作者对园林研究方法论的不同侧重。
刘敦真是一位曾留学日本的职业建筑师。他并没有局限于中国传统建筑方面，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园林，这在当时很多学者并不关心。
据刘敦真之子回忆，1954年开始在苏州从事私家园林工作。尽可能的对苏州各类园林的位置、名称、规模、保存状况、历史等进行了全面统计。然后选择花园进行其他文字记录、摄影和测绘。
刘敦祯作图追求精确。只要是在园林中，无论是布局，还是园林中的建筑、假山、水体、植物等一些元素，刘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力求做到细致入微。
例如，在绘制每个花园的总体规划时，即使是一棵树或一块岩石，也要求准确地标明位置和名称。此外，在剖面和立面上，所有树木的高度和树冠宽度，枝叶的大致图案，以及岩石的形状和特征，都必须与实际相符。一旦出现一个错误，所有这些画都必须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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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陈从洲则扮演了建筑师和文学家的角色。其作品与中国文学艺术接轨，在诗书画戏曲鉴赏方面均有综合成就。
他的园林美学思想能够超越建筑学的专业壁垒，具有更可观的文化意义，受到广泛重视。
例如，苏州园林的拙政园虽然有一些总体规划和详细建设，但本书的核心是其类似传统文学的模式。文字是全书的一小部分，重要的是园林照片并列宋词。
图文并置，与传统文人画册作诗有共通之处，让读者产生诗意联想。这种将传统文学与从西方引进的新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是同时期留学海外的建筑师所没有注意到的。
综上所述，1930年代以来中国园林历史研究的方法沿袭了中国建筑学会提出的方法论改革。
建筑学界的学者通过将原则与实施相结合，更新实地勘察等历史证据范围，并运用摄影等现代新技术，创建了一个系统的学科。
这些学者的侧重点可能不同。例如，刘敦祯非常关心园林的精确测量；童军更注重对文本的分析；而陈从洲则侧重于中国传统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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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性编年史
根据冯永康的《中国园林史的思念与归属》，20世纪中国园林史上经历过三大学术浪潮。在1930年代，第一波浪潮由日本学者引领，例如OkaOji的《论中国的花园》。
直到80年代，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编年史才在范围和细节上与1930年代早期的日本著作相媲美。
与我在上一节提到的“现场调查与分析”中提到的书籍相比，周和王更侧重于几千年来园林的起源和园林的兴衰。
他们选择朝代作为一些章节，将园林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在史料中，周维全、王怡在园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依赖于中国经典。他们不仅从史料中找到了相关的文字记载，还找到了有关园林的山水画，以支持对园林的研究，这些园林已经损毁或消失。
另一方面，王怡以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为标准，将中国园林划分为不同的时期。
例如，王认为唐代中期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的园林遵循“壶中天地”（壶中天地）的概念；然后它变成了“山”的概念。芥子须弥”（芥子纳须弥），明朝（明朝）至清朝（公元1368年-1911年）。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中国古典园林史研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然而，与中国传统编年史不同的是，这些书籍的主要内容是古典园林，而不是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周维全、王毅等园林史学家在编纂中仍紧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
但是，这些园林编年史在写作方式上受到了“新史学”范式的影响。他们开始关注一般描述，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对园林的诗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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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总之，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园林研究经历了比过去几千年更为丰富的发展。假设我们将中国园林学科的历史置于更宏观的中国史学范式转变的背景下。
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初中国被迫与其他国家进行各种交流，这给它的传统文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接受了西方引进的“科学史”概念。于是，史学的内容就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各种独立的史学学科。
这两个结果是直接影响中国园林史及其研究方法产生的部分原因。从事园林编年史的学者，不仅注重传统的考古方式，搜集各种历史记载和图片，还特别注意实物与文献的关系。
从事遗址分析工作的学者更加注重科学研究方法，带来了总体规划、剖面图、轴测图、照片等多种现代研究手段。这一阶段，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有了根本性的创新。
此外，越来越多的不同学科的学者表现出对研究中国园林的兴趣，证明该学科在跨文化、跨学科方面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回顾过去百年的成果，中国园林中隐藏的创造力，通过不同学科或媒体等技术的某种逻辑延伸，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参考书目曹林娣曹林娟，《苏州园林变娥英莲建商》。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克鲁纳斯，《多余的东西：近代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地位》。剑桥：政治出版社，1991年。
柯南，《“园林历史透视”》。华盛顿特区：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和收藏，1999年。
王毅,《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多方分析20世纪时，史学转型对中国建筑园林的影响,史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直接关联
